單身女子也是人，請聽聽她們心裡真正的聲音
單身生活是社會與個人的珍貴狀況，並藉由選擇不結婚，凸顯女性獨立的價值。
何時結婚？嫁給誰？這兩個問題限定了每位女性的身分，無論她們的出身、學歷和社會地位如何。至今，「單身」仍是個負面標籤。本書作者、《大西洋月刊》特約編輯暨知名部落客凱特‧柏力克在2011年發表一篇維持單身、拒絕平庸婚姻的文章，獲得一片好評，廣被轉載討論，引爆話題。她接續寫下《我是盛女：一位單身女作家的心靈成長史》，以優美精煉的散文文筆，重新思索「單身女性」的意義：
在我20出頭歲時，「單身心願」是我私人的速記法，讓我得以享受獨處這種新奇的樂趣。等我更加年長，更加強烈地感受到這個文化、這個社會多麼期待妳結婚，這四個字成為思想的實驗，我沿著這條路想像細節，想像自己永遠都不定下來是怎樣的情況。重點在「心願」(wish)這兩個字。心願之所以是心願，正因為它是那種藏在心裡、可望而不可求的想要，不是一份行動計畫。或許，也正因為我在與多位男友的交往過程中，找到了那麼多的意義和滿足，所以我才設計出這麼一條逃亡的幻想之路，不是因為我不想要這些關係，而是因為我也想從中找到其他的意義與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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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凱特．柏力克在《我是盛女》中認為甩開剩女迷思，活出盛女的風采。 |
如今回望，我才看到這場思想的實驗最後成為雙倍的強化力量；因為持續地對「多意義的女人」(ambiguous women)─學者卡洛琳．席柏倫加諸「不以男人為生活中心的女人」的美好稱呼─產生疑問，且於內在與她們反覆對話的結果，我也成了其中之一。
我也是直到開始為這本書研讀諸多資料，並對大都沒被寫出來的「多意義女人」的歷史，有更深入的瞭解之後，我才真正地愛上了「單身女子」(spinster)這個名詞。為了解釋原因，我還得再分享兩堂歷史課。
第一堂課的日期早於我的5位精神導師的時代。我在這本書一開始就說了，美洲早期排斥沒有婚姻的單身女人，她們常被環境逼到社會的邊緣，並忍受痛苦的孤立和刁難。
這情況在美國革命時期開始改變，接著因為新憲法的啟發，人們開始對社會與政治的獨立產生狂熱，促使許多有想法的女人開始質疑「婚姻的必要性」，她們成為我認為的「激進派單身女子」─身懷使命但安靜無聲的圈外人。
根據歷史學家黎．錢伯斯-席勒(Lee Chambers-Schiller)的研究，有一小群1780到1840年間在新英格蘭地區出生的女子，成立了她戲稱為「幸福單身教派」的小團體─一群選擇不結婚且樂在其中的女人。一如絕大多數的「熱愛家庭教派」，她們也並不真的是個教派；只是為數不多的女人，選擇守貞、不想只因社會要求或經濟利益而失去完整性，這是她們對自己在社會階層上的定義。她們拒絕「為家庭生活犧牲自我」，寧可專注於「栽培自己」，認為單身生活是「社會與個人的珍貴狀況」，並「藉由選擇不結婚，凸顯女性獨立的價值」。
自由是比愛情更好的丈夫
那個時代最具有影響力的許多思想家─著名的美國第一位公認的女性知識分子瑪格麗特．富樂(Margaret Fuller)、偉大的婦女參政鬥士蘇珊．B．安東尼(Susan B. Anthony)，以及備受歡迎的小說家露易莎．梅．艾考特大多保持單身，或很晚才結婚。當錢伯斯-席勒於1984年首次撰寫這些先鋒女性的歷史，並出版成書時，她把書名定為《自由，更好的丈夫》(Liberty, a Better Husband)，這個句子來自露易莎．梅．艾考特的日記，這個終生未婚的女性在1868年情人節那天的日記寫道，她今天完成了一篇名為〈快樂女人〉的文章。「我把我所認識的那些高效率的、忙碌又獨立的單身女子都列了進去，」艾考特寫道，「因為對我們許多人來說，自由是比愛情更好的丈夫。」我很想認為是這些作家和社會行動者影響了一群沒有結婚的縫衣婦，在內戰開打之後向麻薩諸塞州立法局陳情，要求政府給她們一個村落居住。這些女人提出的理由是，她們的人數遠遠多過當地的男人，所以沒法結婚，州政府應該挺身擔任她們的丈夫。她們要求「一塊肥沃的地」，面積為半畝到五畝，每一小塊地上有「一棟最廉價的好房子」。再提供每個女人「配給的食物、工具、種籽和耕種的技術指導」，直到她可以養活自己，這時她將開始償還債務，並成為該產業的地主，並有權在她死後傳給女性繼承人。
這是一個多麼合理、謙遜，甚至考慮周詳的要求！一點都不意外地，立法局根本置之不理。
但這個陳情漂亮地凸顯了一群低下階層、貧窮的寡婦和未婚女子的困境，她們被迫獨自居住─然而，透露更多的是，她們如何以自我尊重和正直勤勉的態度來面對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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