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下一個家在何方？》內容精選：作者馬修‧戴斯蒙的自白

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，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「窮人」跟「窮地」之上。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聯繫一起，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。驅離，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。 

2008年5月，我搬進了托賓的拖車公園，機緣是我在報紙上讀到裡頭的居民將面臨大規模的驅離。後來事情並未如此發展(托賓最終將拖車公園出售，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則搬往別處)。儘管如此，但我還是在那兒待下來，因為我發現在那裡可以認識很多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單的朋友。還有就是住在那裡方便我追蹤托賓跟連尼的行動。
我的拖車在公園裡是公認的「高檔」貨。除了乾淨以外，我的「家」還有木作的外牆跟厚實的銹橘色地毯。問題是，我在那兒住了4個月，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熱水。為此我反應過不止一次，但托賓跟連尼始終不當回事，我熱水器的煙囪就這樣一直沒人去修。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名作家，而且會將他們跟拖車公園寫入書中，但他們還是依然如故。要是我硬開熱水器，那一氧化碳就會直接灌進拖車裡。辦公室蘇西有試著修過一次，她拿了片木板往煙囪底下一卡，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，但其實熱水器跟煙囪之間還有約5公分的空隙。

為了書寫貧窮的真相，哈佛社會學者馬修‧戴斯蒙住進兩個底層社區做調查。

身歷其境的田野調查

對我來說，民族誌(ethnography)是你想要了解某群人時所做的事情。你要讓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個模子，然後讓你的生活完全變成他們的形狀。要做到這樣，你首先要跟你想了解的族群打好關係，長時間追蹤、觀察、體驗他們在做什麼，包括跟他們一起工作、玩樂，盡可能把他們的行動與人際互動記錄下來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們、說話像他們、思考像他們、對事物的感受也像他們為止。在我「這一行」裡，直接住在你要調查的「田野」裡，對工作的成果會有很大的助益。只有住在現地，你才有可能身歷其境地獲得浸入式的體驗。說得更實際一點，你永遠不知道現場會發生什麼大事。租一輛拖車，我可以認識一大群人，可以聽到許多八卦傳聞，可以對住戶擔心的事情感同身受，還可以學著從他們的角度看待事物。總歸一句，我可以全天候觀察這群人的日常生活。
為了展開在拖車公園裡的田野調查，我第一站就是去辦公室裡待著。事實上我很多拖車公園的鄰居也都會在那兒消磨大半天。拉蕊手握郡治安官發的驅離令、發著抖走進來的那天，我人也在辦公室裡。
我看著拉蕊把能付的錢都給了托賓，又看著她拖著身子走出去。她前腳剛回到自己的拖車，我後腳也跟過去。拉蕊給我開了門，另一手則把襯衫拉起來擦眼淚。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。在傳出我有興趣跟遭逢驅離經驗的人聊聊之後，潘要到我的號碼，然後自己打電話過來。我們見面的幾天後，我開始追蹤她的狀況，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。潘跟史考特提起我的研究，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車面談。
某天早上我去赴約，只見史考特踏出門外說了句，「我們去散個步吧。」然後他又說，「嗯，我就挑明了說。我當過10年的護理師，但後來我染上了止痛劑的毒癮，然後就失去了全部：我的工作，我的車子，我的家，全都沒了。」
怎麼會有人在一個拿著記事本跟原子筆的陌生人面前，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醜事，至今仍是個謎；怎麼會有人自己敞開大門給人進去，我到現在也還弄不清。對於處在流浪邊緣的房客而言，好處是除了實質的東西，像是有電話可打或有車可用以外，還有一種是無形的、心理上的好處。好幾個當事人管我叫他們的「心理醫生」。但讓他們掏心掏肺的心理閥門較低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那就是底層的人常覺得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，講再多也不會怎樣。有天晚上在阿迪亞康復之家，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過好幾個月的那個地方，史考特以頭指向在記事本上振筆疾書的我，丟了個問題給匿名戒酒會的鐵桿成員安娜．阿迪亞，「馬修在這兒會讓妳緊張嗎？」
「三八，不會啦，」安娜說。「我早就沒祕密了啊。」
史考特呼應說，「我也沒有，妳懂的。什麼尊嚴，啥都沒了還管什麼尊嚴。」

盡可能進入受訪者世界

到了秋天，目送史考特、拉蕊跟潘還有奈德被從拖車公園驅離之後，我開始在密爾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腳。有一天我把這事說給保全員伍哥(Officer Woo)聽，他是托賓為了安撫威科夫斯基議員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。伍哥的本名是金波(Kimball)，但他逢人都讓人以小時候的綽號叫他。伍哥是個很容易跟人混熟、也想跟拖車公園裡的每個人都當朋友的的黑人。他習慣穿著6 X L的特大號T恤，上面還掛著他從軍需品店買來的勳章。
「你說你想搬去銀泉(Silver Spring)那邊嗎？」伍哥問，他講的是密爾瓦基從黑人舊城區過渡到北邊郊區、像格倫岱爾(Glendale)與布朗迪爾(Brown Deer)的地區。「我想去的是舊城區，」我澄清了一下。「你想去住馬凱特(Marquette)那邊？」伍哥不可置信地追問，馬凱特是指鬧區那間由耶穌會創辦的馬凱特大學。
「不是馬凱特，我是想找個舊城區的社區來住。」
伍哥瞇起眼睛看我，他大概想自己是聽錯了吧。這之後我們又聊了好幾次，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區，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種社區。那種社區的路標放眼望去都是綠色的，不像密爾瓦基西北郊區的沃瓦托薩是用藍色的路標。了解我想幹嘛之後，伍哥就問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(Locust Street)口的分租公寓當他的室友，租金含水電是4百美元。我接受了他的提議，把錢付給了房東跟房東太太：昆汀與舍蓮娜。
我的雅房位處一棟雙拼公寓的2樓，白色的外觀有著綠色的輪廓。伍哥跟我共用同一個客廳、浴廁還有廚房。怕室友「誤吃」你食物的話，廚房裡的壁櫥可以加上掛鎖。我的房間有窗，窗上覆蓋著厚毯當成簾子。一張大床底下讓我翻出了喝完的「經典冰啤」(Classic Ice)鋁罐、匿名戒毒會的宣傳手冊、(腳)趾甲剪跟一台被裝入硬塑膠提箱的打字機。公寓後面是條巷子，牆上標記有「幫派弟子」(Gangster Disciples)塗鴉，然後就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後院，跟一棵5月一到就會下起輕柔花瓣雨的櫻桃樹。從那時開始，到2009年的6月為止，我都以這間公寓為家。
伍哥跟舍蓮娜說過我「在寫一本講房東與房客的書」。舍蓮娜答應讓我訪問，而訪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訴求。
「舍蓮娜，我有點希望能當妳的學徒，」我說。怕她不懂，我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的目標是要「盡可能進入她的世界，從她的角度來看事情。」舍蓮娜非常配合。「我答應你，」她說。「就照你的意思。」她熱愛她的工作，也以這份工作為榮。

<文摘要來源>

《下一個家在何方？驅離，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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