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場記憶和遺忘的鬥爭後,我們一無所有
如果你喜歡米蘭昆德拉的《笑忘書》,那你一定會愛上安東尼.馬拉的《我們一無所有》。
故事發生在一九三○年代,一位不成材的肖像畫家受到蘇聯審查當局指派,刪除出現在官方照片和藝術作品之中的政治異議份子,頭一個對象就是他的弟弟。然而他將弟弟的照片和畫像,藏進他所有的審查的圖片裡。花豹
列寧格勒,一九三七年
我向來以畫家自居,其次才是審查員。
兩年前,當我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一處共居住宅區,我必須提醒自己謹記這一點。我爬上我那寡婦弟媳和她四歲兒子居住的三樓公寓,她開門,眉頭一皺,稍感訝異。她沒想到我會來訪。我們從未見過面。
「我是羅曼‧奧西波維奇‧馬爾金,」我說。「妳丈夫沃斯卡的哥哥。」
她點點頭,一隻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舊摺邊,站在一旁讓我進門。就算我提到沃斯卡令她震懾,她依然不動聲色,隱藏得相當好。她穿了一件鑲了紅棕色鈕釦的金黃色襯衫,髮梳梳過她潮濕的黑髮留下一道道溝痕,看起來好像有人用炭筆畫上。
一個男孩懶懶地窩在凹陷的椅墊上。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。為了他著想,我還真希望他長得像他媽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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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間座落在田野中鄉間小屋,開啟了一個牽繫數十年的哀傷故事。(圖取自PIXABAY) |
家鄉來的哥哥
「我不知道我弟弟跟妳說了什麼,」我先開口,「我在『黨部宣傳動員局』上班。妳了解這份工作嗎?」「不了解,」男孩說。這個可憐的孩子遺傳了他爸爸的額頭,凸聳的前額好像一頂帽子,遮蓋了未來的相貌。
我跟他媽媽說:「妳丈夫真的沒提過我?」
「他的確提過家鄉有個呆頭呆腦的哥哥,」她說,語調變得稍微愉快。「他沒提到你頭髮愈來愈少。」
「其實不像看起來那麼糟,」我說。
「你不妨直說你為什麼上門。」
「我每天看到叛國者、破壞份子、反動份子、反革命者、人民公敵的照片,過去十年,每天所見有限,最近幾個月,卻逐漸增加。以前每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檔案,現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疊,再過不久恐怕會收到一整盒,甚至好幾盒。」
「你不是來此聊你的工作吧?」
「我來此是為了最後一次幫我弟弟效勞。」
「效什麼勞?」她問。
我胸口一緊,雙手插進口袋。我覺得自己的手好大,幾乎插不進口袋。我直說,但是話一出口,感覺真的非常糟糕。
「我要確定他的不幸不會變成我們家族的印記。」
一盧布銅板
她依照我的要求,把手邊每一張沃斯卡的照片全收在一起。總共九張。一張結婚照。一張在鄉間度假。一張是他們搬到市區那天,兩人頭一次作為列寧格勒的市民。一張是沃斯卡小時候。她在長沙發椅上坐下,最後一次把照片逐一拿給男孩看,然後帶著照片走進臥房。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,她的臥房空蕩,幾乎只看到地板,床鋪大到足以容納三人,毯子整整齊齊地拉好,蓋住幾個軟趴趴的枕頭。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兒子一起睡。
我把一盧布銅板推過桌面,象徵共產主義的鐮刀和鐵鎚那一面朝上。
「我要銅板做什麼?」
我朝著照片點點頭。「妳知道該怎麼辦。」
她搖搖頭,猛然揮動手臂,一團微小的塵埃頓時飄向空中,畫出一道圓弧,銅板也被她甩到地上。
她仍愛著我弟弟嗎?想來難以置信。他已因宗教激進主義受到公正的司法裁決,也已接受應得的懲處。只有散布「天堂之門等著為我們敞開」這套囈語的瘋子,毒化他人思想,才會接受這種懲處。天堂只可能存在於世間,說不定只靠我們籌建。人們不該欣羨這名女子盲目深愛一個不值得她深愛的男人。絕對不可。
她的手掌壓住照片,手肘大張,守護一張張照片,好像一個餓得要命的人直覺地緊緊守護僅存的少許食糧。我這麼說或許真確,畢竟腸胃不是人體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。
「你走吧,」她說,聲音之中帶著嘶啞。她低頭瞪視雙手的手背。「不要打擾我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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