末日倖存者的獨白：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
1989年，劉曉波因參與了「六．四」天安門學生運動被捕，遭羈押年餘後，寫下《悔罪書》而獲釋。但重獲自由並未讓這位溫厚的知識分子心靈平靜....
1989年5月14日，在王軍濤他們所裡開完會，我就回家了。一到家我倒頭便睡。下午4點多鐘，我睡意正濃時，一個學生敲門叫醒了我。他氣喘吁吁地說：「劉老師，吾爾開希讓我來叫你馬上去廣場，幫助他勸絕食的學生撤出去。」吾爾開希的請求像一種不可抗拒的命令或呼喚，使我忘記了昨晚在廣場上發表演講時的沮喪。我立刻爬起來，臉沒洗、牙未刷、飯沒吃，跟著那個學生坐上出租車，直奔廣場。
廣場上亂糟糟的，各校的旗幟隨風飄動。我見到吾爾開希時，他正在演講，動員絕食的學生們讓開紀念碑的正北面。他一見我就說：「現在，學生的情緒十分亢奮，參加絕食的人由幾百人激增到上千人，還不斷地有人加入。我和王丹勸了很長時間，口乾舌燥。大多數學校不同意撤出廣場，只同意讓開廣場的正北面，移到紀念碑的東側繼續絕食。但是，你們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和理工大學的學生死活不動，誰勸也不頂用。我就只好找你了。你是他們的老師，也許能說動他們。」
我來到北師大中文系的絕食地點，先去勸幾個男同學，他們堅決不走：「戈巴契夫怎麼啦，我們為民主而絕食礙他什麼事。」我只好去勸幾個女同學，她們一勸就哭，並說吾爾開希在愚弄她們：「動員我們絕食的是他，讓我們撤的還是他。既然來了，就是餓死也要待在這兒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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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989年，中國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全國性遊行運動，遭到政府武力鎮壓，「六四天安門事件」成了歷史的悲劇。 |
紀念碑的正北面幾乎空了，只剩下我的學生和理工大學的絕食者。我連自己的學生都勸不動，還能左右其他人嗎？漸漸地，絕食的學生已經被看熱鬧的人團團圍住。一些不絕食的同學自動組成糾察隊維持秩序。圍觀的人們的臉上所流露出的表情不是焦慮、擔心、而是好奇、甚至是幸災樂禍。有兩個小青年還衝著絕食的女同學說：「這麼嬌嫩的身子，餓壞了真叫人心痛。姐妹，要是挺不住了，就跟哥倆言語一聲，包在哥倆身上了，保管有吃有住。」
太陽斜射下來，絕食的學生互相依偎著。他們的身下鋪著報紙、塑膠布、書包和各類衣服。他們的表情嚴肅認真，臉上髒兮兮的，說起話來，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。我問他們：「你們打算絕食多長時間？」他們說：「直到政府答應我們的條件。」我說：「如果政府永遠不答應呢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就一直絕下去。」我說：「那會餓壞、甚至餓死的。」他們說：「從報名參加絕食時起，就已經做了最壞的準備。」
明天就是15號，戈巴契夫訪華的日子，但是政府方面並沒有對廣場的絕食學生採取行動的任何徵兆，他們似乎對這些年輕的生命無動於衷，也不考慮絕食的學生占據著廣場，將產生怎樣的國際影響。而學生們則堅定地相信，他們的行動肯定能感動上帝，使政府做出讓步。政府的冷漠激怒了我，學生們的獻身精神和悲慘的處境感動了我，面對天安門廣場這些準備獻身的年輕生命，我再不能旁觀了，應該和他們一起受難。14日傍晚，我已經放棄了勸學生停止絕食的念頭，進入一種頗為亢奮的激動狀態。理性和情感的較量，其結果是情感征服了我。我開始為學生們張羅生活用品，並對圍觀的市民發表演講，號召全體市民行動起來，支持大學生們的正義行動。我拿著手提式話筒，高喊：「大學生們正在為我們古老的民族受難，任何有正義感、有同情心的中國人都不應該冷眼旁觀。國家興亡，人人有責。學生有責、教師有責、幹部有責、軍人有責、警察有責、工人有責、農民有責。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承擔起自己應負的政治責任，中華民族就將開始一個新時代。」我的演講，使學生們掉淚，他們用大白布做成標語，上面寫著：「劉曉波老師，我們感謝你。」我自己也沉浸在異常激動的情緒中，廣場上的悲壯的就義氣氛和獻身精神籠罩著我，我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斷能力，下決心和絕食的學生們同生共死。
5月14日傍晚，天已經黑下來，廣場上一片喧囂，絕食團的廣播站反覆播放著《絕食宣言》。這時，一群學生簇擁著知識界的代表來到廣場，他們是包遵信、劉再復、李洪林、戴晴、李陀、李澤厚、蘇曉康、溫元凱、麥天蘇、于浩成、蘇煒、嚴家其9。他們路過學生的絕食隊伍時，我看見了劉再復、包遵信等人，包遵信還勸我與他們一起去廣播站，我以蔑視的和嘲弄的口吻說：「我願意與學生們待在一起。我與你們不同。你們是揮手指方向的人。」
絕食團廣播站的大喇叭裡陸續響起了這批知識精英的聲音，他們在講話中把大學生們捧上了天，並發表了《我們對局勢的緊急呼籲》。《呼籲》稱絕食「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。」學生「比政府、比官員、比文化精英聰明得多」，已經「取得了偉大的勝利。」並表示「如果政府不答應條件，我們將和同學們一起行動。」最後，戴晴代表12個人提出建議：政府和學生都應該做一些讓步，特別是在中蘇高級會晤前夕，更要讓步。如果同學們同意撤出廣場，她可以代表學生去與趙紫陽、李鵬談判，讓他們來廣場與學生們見面。
戴晴的講話是清醒的、理智的、有說服力的。但是，她並不了解學生們的心態，更不清楚廣場的就義氣氛是多麼濃烈。所以，當她講到「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時」，有些學生再也坐不住了，大喊大叫：「你有什麼資格代表我們！」「你又沒絕食。」「嘿，這群奧老九想下山摘桃子。」與此同時，有一個學生開始帶領其他絕食學生高聲朗頌《絕食宣言》，一連3遍，聲音之大已遠遠壓倒了戴晴的聲音。有人開始謾罵，有人高喊：「滾出廣場，我們不需要救世主！」「這是我們自己的事，誰也代表不了學生。」「只有我們才是民族的精英、民主的戰士。」「我們在玩命，你們卻坐享其成。想的美。」我置身於學生之中，既為這12個人悲哀，又有點幸災樂禍。悲哀的是他們的自我感覺過於良好，以為他們一出現就可以扭轉乾坤、挽狂瀾於既倒。他們不知道像吾爾開希、柴玲、封從德這樣的學生領袖的自視有多高、有多狂妄，根本沒把這些知識精英放在眼中。學生領袖們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此次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，只有他們能夠代表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，只有他們是中國的救世主。幸災樂禍的是，這些自視甚高的知識精英早該被好好地冷落冷落，不要動不動就擺出孔夫子的姿態誨人不倦。想介入學運，就和學生滾在一起，別老是居高臨下地發號施令。
學生們哄了12位知識精英，使我的自我感覺良好。我自認為在中國的所有知識分子中，我是唯一的能夠放下架子平等地和學生們相處，和學生們同生共死的知識分子。儘管我以前一貫厭惡學生運動，但是一旦決定介入，就必須拿出行動來。我想不僅僅要站在講台上為學生們提供思想，而且甘願為他們服務，盡全力幫助他們處理一些具體的事情，包括為他們募捐、買東西等等。此外，我回國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想看看大學生們的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切身體驗一下學生們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為。當時，我並沒有想到這種激昂的非理性情緒將導致那麼可怕的後果，沒想到學生的不妥協和政府的錯誤決策一樣，也是導致八九抗議運動的失敗，導致「六．四」血案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逐步升級對抗肯定與學生們的絕食之舉有關。我卻從一開始反對，一變而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加強了籠罩整個天安門廣場的盲目的不滿情緒、仇恨心理和獻身精神，推進了運動的走向失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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