該如何面對死亡？看到這篇，我們都有更深的體悟
面對死亡和失去親人，都是未知的體驗。
我讀完3年制的護專後，第一份工作是在東京厚生年金醫院任職，那是一間足以容納500床病人的大型綜合醫院。我從昭和62年(1987年)4月任職到平成21年(2009年)3月，承蒙這家醫院關照了整整22年。我之所以在這家醫院工作，純粹是我就讀的護專隸屬於這家醫院的關係。當時就讀附屬護專的人，多半都選擇就地任職。於是我參加完形式上的面試，就接下了這份工作；而我被安排到的部門，正是我期望的內科病房。
東京厚生年金醫院並非我精挑細選的職場，但這家醫院跟我的個性非常契合。理由在於這家醫院有一種共識，不會只把治療放在第一順位，跟那些走在醫療尖端的大學醫院不同。而這一點也適用在我們醫療人員和病人身上。
例如我上任沒多久，就遇到一位罹患擴張性心肌病變的男性，年約50多歲，從年輕時就罹患跟他父親相同的疾病。他的父親已經身故，顯然他也做好了心理準備。
一般對這個疾病的認知是「要移植心臟才治得好」，代表這是醫不好的病，這是距今30年前的時代制約使然。即使如此，當年仍有許多人輾轉各大醫院，試圖尋求治療的方法。
這位病患在某些時期，想必也經歷過各種掙扎。可是到頭來，他選擇了離生活圈較近的醫院。除了求診方便以外，看得出來這是考量到他未來住院的時候，能讓高齡的母親盡量來醫院探病的安排。因此，撇開時代上的限制不說，他還是把餘生的安樂看得比追求尖端醫療技術更重要。
我的另一個回憶，就是當時很常見的「拔管」場面。所謂的「拔管」是指拔出管子的行為，所拔的管子是氣管內管。對於那些無法自行呼吸的病人，從他們的口腔或鼻腔插入管子的行為，稱為氣管內插管，這是急救時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。
氣管內插管後，如果暫時性的人工呼吸無法恢復患者呼吸，那就得裝上人工呼吸器來維持呼吸。而拔掉氣管內管，也就等於拆下人工呼吸器，形同加快死亡的過程。
關於維生治療是否該中止，有各式各樣的議論。過去在這種情況下，現場人員會盡量尊重患者或家屬的意願來做出判斷，不待那些議題討論出結果。
在內科病房裡，一年最多約有50位患者身故，我在那裡服務了9年。那段歲月讓我切身感受到，護理是與生死抉擇息息相關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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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在安寧病房裡，每天面對生死抉擇。對於如何陪伴、送別老衰病的雙親感觸更深。 |
現在的醫院無法處理複雜問題
不過，這種達觀的做法在我任職3年後就消失了。到了平成年間(1989年起)，一旦插管後就不能拔管的看法廣為流傳，後來就再也沒有執行「拔管」了。不論大醫院或小醫院，都得遵從國家的指示提供治療。這是有良心的醫療從業人員都該奉為圭臬的指導原則。而這種觀念深植人心，也確實提升了醫療的品質。
相對的，這種由國家決定大方向的做法，缺乏靈活變通，無法兼顧到每一位病人複雜的問題。出了什麼紕漏，改善起來也曠日費時。
急救講求的是速效性，實際上很多時候無法在施救前就預測未來發展。總之先裝上人工呼吸器，要是沒有恢復的跡象再拆下來。過去這種做法合乎人道，也相當合理。
或許因為那家醫院，並非是一味講求治療的醫院吧。這跟系統化的程度不如大學醫院，判斷也多半交由現場醫師有關。
就我記憶所及，「拔管」的次數連五根手指都數不來。其它醫院之中，大概也有面臨同樣情況的單位吧。
太仰賴個人技術或個人判斷的組織，有時候可能會鑄下大錯，這個問題我在別的場合也多有感觸。可是單就拔管來說，從沒有發生過重大問題，也沒有事後引起麻煩的例子。
置身在面對生死抉擇的地方，養成了我日後生死觀念的雛形。之後，我也是在這家醫院送別雙親的。儘管這家醫院後來也多有變化，在某些時候卻沒有把治療放在最優先，我非常喜歡這種有點溫情的氣息。
順帶一提，東京厚生年金醫院是已經裁撤的社會保險廳的相關醫院，如今經營的主體也改變了。平成26年(2014年)4月開始，更名為「JCHO東京新宿醫療中心」(正式名稱為獨立行政法人，地區醫療機能促進機構，東京新宿醫療中心)，職員也是全體解聘後再重新雇用的。
我是在經營改組前離職的，之後的變化也是聽老朋友描述才略知一二。只是比起這種組織變革的影響，國家推行居家療養措施，廢除長期住院的方針似乎帶來了更多變化。
治療費用越高的重症治療醫院，住院的時間變得越短暫，醫療從業人員很難有時間好好地關懷患者。我很慶幸自己能在昭和末期邁入醫護人生，同時我也很擔心晚輩的未來。
<文摘要來源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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